然而倒霉的是，那份承载着我一个月活路的协议，在路上寄丢了。

我等了整整三天，生活费分文未到，

第一天，我抱着一丝希望，也许他们会发现异常，主动把钱转给我。

第二天，希望变成了焦灼，我只能去食堂打一碗免费的汤，一遍遍地续，直到肚子被寡淡的汤水灌满，胃里泛着酸水。

第三天，我彻底绝望。 饿得眼冒金星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

到了第四天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点开了那个死寂的群。

“爸，妈，这个月的协议是不是寄丢了？我还没收到。”

群里沉默了五分钟。

我爸先开了口，却是对我妈说的：“刘玉琴，不是你负责收的吗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”

我妈立刻反击：

“阮洛河你什么意思？上次不就是你记错了地址？我这周忙着给小贝策展，哪有时间管这些！”

他们又开始了。

为了一件本该由他们共同承担的责任，互相指责，推卸得一干二净。

我盯着那些字，胃里的酸水混着苦涩涌上喉咙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

最后的意识，是图书馆里同学们小声的惊呼，和书本砸在地上的响声。

再醒来时，我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

我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，一睁眼就看到旁边站着简立洲。

他是我们新闻系请来的业界导师，电视台王牌栏目《真相》的制片人。

他以严苛和毒舌闻名，我上周交的一篇深度报道，

被他当着全班的面批得体无完肤，说我“逻辑混乱，情感泛滥，像一碗没放盐的鸡汤”。

他将一份检查报告和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粥，“扔”在我面前的床头柜上。

“低血糖，外加长期营养不良。”

他的声音没什么温度。

“想死别死在学校，影响招生。”

我窘迫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瞥见我掉在地上的手机。

屏幕还亮着，停留在我爸妈那两条冷漠的消息上。

简立洲的眼神不经意地扫过屏幕，什么都没说，那轻描淡写的一瞥，却比任何怜悯都让我难堪。

他转身要走，只留下一句：

“医药费和饭钱，算我预支给未来实习生的薪水，别想赖账。”

实习生？我愣住了。

目光移回床头柜，我看到了那碗散发着香气的白粥，

我的眼泪，毫无预兆地大颗大颗落了下来。

这是几个月，甚至几年来，我感受到的第一丝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温暖。
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群消息。

我爸妈终于停止了争吵。